然则法律是否为正义呢?容后再论，兹先将陈君所举的例考察一下，罗马法学家乌鲁西奴士(Ulpiannus)所下之定义，乃是法律学的定义，原来其原文是法律学者，乃别神事及人事之知识，正与不正之学问也。

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。且欧美各系，以个人为本位，我国以家族为本位。

可见墨子，虽非法家，而其法学之思想，则倾向神意派，即为一尊天论者，神权之观念颇深，故中华法系之古代法虽不若欧洲法学派之含有宗教性质，亦属充满神权思想者，说其为宗教学派，亦无不可。豪杰相与笑之曰:'慎到之道，非生人之行，而至死人之理，适得怪焉。[[3]] 今通译为穆罕默德。迨后，李悝著《法经》，内分六篇为盗法、贼法、囚法、捕法、杂法、具法汉时萧何又增户法、擅兴法、厩法，名为《九章律》，至曹魏则增为十篇，晋宋齐梁，又增断狱、告劾、系讯诸篇而为二十篇，隋唐时又改为断狱、斗讼,其后宋元明清，在理论上与法之思想，无甚建树，要皆袭成法，故民法、刑法、民事诉讼法，皆相混合。[[7]]至其各家思想之不同，乃因时代背景之不同，各自见解之互异，如儒家之主张礼治，兼主人治，如孔子曰:人存则政举，人亡则政息。

其重要者，为英美法(海洋法)系、罗马法(大陆法)系、中国法系、印度法系、回回法系五种，英美法系与罗马法系，今世盛行，中国、印度、回回三法系渐趋衰败。且孔子主张，息讼杜争，如曰: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!片言可以折狱者，其由也欤!更主张废除死刑，与现代思想相吻合，如曰: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北周律则杂取《周礼》为制，并以《大诰》之文为其形式，又使儒家法学为另一表现也。

据此，中国固有法系之所以能独树一帜者，谓为儒家思想在世界学术上别具丰采所致，实非过言。凡此，皆为依于礼守于礼之精神方面的表现，使此为国家及社会各方面之统一的规范，行积极的发展其力量，又儒家之一贯主张也。历代贤君之裁抑豪强兼并，明清各律之对于重利盘剥坐赃论罪皆出于此。盖中国法制原有悠远之历史及光荣之地位，遂能在世界法系中，本其卓尔不群之精神，独树一帜，而不为其他法系所吸收。

又如取国必应反其君，伐人国而不得取其邑，故《左》僖二十二年春伐邾，取须句，反其君，礼也!《宣》四年,公伐莒取向，非礼也，平国以礼不以乱……以乱平乱，何治之有，无治何以行礼?亦然。[[7]] 原文误为惟所[[8]] 其止邪也后遗于未形三字。

自安石之失败，后世更皆引为深戒，无人敢再为之矣。今日之所谓礼节、礼貌，乃属于仪之范围，而以敬表现之，此自不得泛称其亦等于法也。德也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也，实即各依于礼之谓。……大道废焉，则刑礼俱错，人道行焉，则刑礼俱兴，不合而成，未之有也。

北魏律以崔浩、高允所定者为主，皆本汉律为之。《高允传》云:允以经义断诸疑事，三十余载，内外称平是，则亦律家之流也。依唐《六典》注商鞅传《法经》，改法为律，《前汉书·刑法志》萧何捃摭秦法，取其宜于时者，作律九章，是自秦汉而后，又以律专称刑典。……礼度，德法也，所以衔民之嗜欲好恶……以成德法也。

由于特别重视礼治之结果，遂以养化为本，以明刑为助。王道谓系尧舜三代帝王所行之道，以诚为体，以仁为用，从修身齐家之过程中，而达于治国平天下。

惟神宗时，王安石之变法，尚存一异彩于历史中。一、绪 言无论学者如何为世界法系之划分，中国法系终居其一。

夫礼既具有此种统一的规范之精神，自可对一切而支配之;礼有所失;始入乎刑。此系从婚礼、嫁礼方面而知婚姻之制也。例如《礼记·冠义》云:已冠而字之，成人之道也，盖古者男子二十而冠，谓之成人，惟天子诸侯十二而冠，晋范宁上疏谓宜修礼文，以二十为全丁，即本于此。我族袭用此种五虐之刑，初则专为对异族而设，报虐以威，乃其要点，故兵刑观念原自未分也。殆后，因李悝著《法经》，商鞅受之以相秦，萧何益之为九章，始有正式成文刑典，而儒家仍视其为补礼而设之工具也。此文摘录自张晋藩主编:《中华法系的回顾与前瞻》,第385-395页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朝礼、聘礼即所以订平时之邦交，会礼、盟礼又所以达临时之政略，而军礼、戎礼则战时之法规也，故如《左》昭三年郑游吉曰:昔文襄之霸也，其务不烦诸侯，令诸侯三岁而聘，五岁而朝，有事而会，不协而盟;……足以昭礼命事补阙而已!襄元年《传》亦谓凡诸侯即位，小国朝之，大国聘焉;以礼好结信，谋事补阙，礼之大者也。北魏以后，北齐律列重罪十条，为后世各律《十恶》条之所本，儒家以礼止邪之思想更具体化。

其中既以法、刑、律互训为常，又以刑、律互训为法，皆所以指其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，有常意也。不过因政以为民之关系，自可赖仁政而取得相当自由，安居乐业，维持其生计，遂致民自为政之观念薄弱。

其统一也，正如《韩非子·六反篇》所渭明主之治国也，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，故其亡也亦最速。《中庸》云其人存则其政举，其人亡则其政息;《荀子》云法不得独立，得其人则存，失其人则亡，有治人无治法，是也。

儒家以刑罚视为道德义务之实践手段，归结于礼，法固失其独立地位。此种主要思想云何?既非法家思想，亦非宗教或其他思想，乃儒家思想是也。《舜典》舜命皋陶之言曰:蚩尤滑夏，寇贼奸宄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其以刑御暴之意，正与《易》师出以律，《左传》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之说相同，此又《史记·律书》、《汉书·刑法志》皆以兵事为始之故耳。《国语》并记臧文仲之言曰:因天讨而作五刑，大刑用甲兵，其次用斧钺，中刑用刀锯，其次用钻笮，薄刑用鞭扑，直视甲兵为刑罚之一。

《礼记·祭统》云:礼有五经，莫重于祭，《昏义》亦云:夫礼，重于丧祭，犹存其义。要之，法家所重者乃法律之形式方面，而忽者法律之目的方面;儒家所重者乃法律之目的方面;而忽者法律之形式方面。

故自清末变法以来，首于立法技术方面，以他人之长改我之短，最诚属应有之改革也。仅就其在法学方面者简言之，则礼刑合一一语可扼其要也。

要之，在此期间，儒家似已弃泛泛言礼，且进行以礼正律之实际工作矣。易词以言，儒家初既主张礼治价值高居刑罚之上，继又主张礼治深入刑律之中，使刑有化于礼，宜乎人称儒家所恃以为礼者，固一无文字之信条，而视为法律之源云。

就其表面言之，先秦之世百家争起，于法理之探讨既甚精细，殊多与今相合，于律文之整理又集大成，而为后世所宗，固甚盛也!然儒家之势力未因此而完全绝迹，秦用商鞅首为变法，而鞅在采用霸道以前，却曾以帝道王道说秦孝公也。今日，吾人以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，正系为此;且儒家思想之合于时代者，亦包括于三民主义中，固[[19]]非完全摒除外。故当时王霸之争，在另一意义上，实即儒家礼刑合一与法家治古宜于德，治今宜于法、万事皆归于一，百度皆准于法、法虽不善，犹愈于无法之争也。尝之礼所以仁昭穆，宗子主祭所以重宗法，妾不得配于君而受享，庶不得越于嫡而致祭，此从祭礼方面得为家族组织之寻求者。

虽曰,令为礼之具体表现，其中亦有涉及民事者。礼之行也，不仅以民化于礼为贵，尤须在上者躬行以劝，然后民乃化矣。

《礼记·曲礼》谓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,《荀子·富国篇》亦谓由士以上则必礼乐节之，子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，犹存其义。就其客观的地位论，一部分固可认为系当代社会意识结晶，一部分殊与现代民事法等等之精神相当，惟刑法另有律以当之，[[2]]不入礼之范围也。

儒家从正心诚意克己修礼方面着眼，此即法家所求而不得之使法必行之法耳。顾六朝隋唐令固有其专典，自宋以后，令即或为末节，清更对令之名而不存矣。